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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过去,许多人再未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见

时间:2017-06-04 10:02    来源:《读者》杂志社 作者:李大兴    点击: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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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1年,我准备去长春学习日语。  

去长春前,我在北京有时会去找外语学院的林老师补习英语。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不过林老师对我读过不少翻译的文学作品似乎印象深刻,我又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夹生年龄,能够背诵一串串书名和情节概要,于是补习变成了聊天,到后来,林老师竟与我成了忘年交。他当时40多岁,虽是闽人,却南人北相,颀长清瘦,深目高鼻。许是教了多年外语的原因,他说话清晰柔和,用词讲究,颇具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卷气。  

知道我要去长春,林老师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我写一封信,你临走前来取,拿着我的信去见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请她帮忙。”临行前去告别,林老师递给我一封至少四五张纸厚的信,停了片刻,说:“陈老师是我们同学里最优秀的。”  

这句话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到长春安顿下来以后,我就去见了陈老师。她住在一栋筒子楼最里面的一间北屋,光线很暗,但房间整洁。背对光线,我看见陈老师脸色苍白、身形瘦小,一望便知来自南方。她穿一件20世纪80年代初常见的洗褪色的蓝外衣,戴着袖套,看上去比林老师老不少。然而她的声音年轻,语速很慢,眼睛笑眯眯的,目光沉静。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后,陈老师开始读信,读了很久,抬起眼睛注视着我说:“克琛很欣赏你,欢迎你以后常来。”我其实并不清楚林老师的名字。我注意到陈老师提到他的名字时眼眸一闪,很亮。  

后来的几个月,我先是忙于学习,即便饥肠辘辘时,也没好意思去找陈老师,毕竟以“老战友的孩子”“老领导的孩子”这样的身份去别处蹭饭,心里相对踏实点。转眼大学都放暑假了,我还在满头大汗地背单词。有一天,陈老师忽然来看我,让我星期天去她家吃午饭,我自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再去陈老师家的时候,她正在楼道里的灶台边忙个不停。我问她需要帮什么忙,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做饭吗?”我告诉陈老师,我10岁时就会自己做饭。她笑说:“原来你不是从小娇生惯养啊。”接着她问我:“你喝酒吗?”我老老实实地说喜欢喝酒。她就说:“那好,喝点葡萄酒吧。”  

不一会儿,陈老师竟然变出来四样上海小炒,清爽精致,在1981年的长春,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开了一瓶通化葡萄酒,从斟酒的熟练程度,可以看出她酒量很好。两杯过后,陈老师苍白的脸色变得微红,整个人开始焕发光彩。  

她先问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很仔细地询问了我和林老师的交往。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也说了林老师对她的评价。陈老师微微一笑,说:“哪像他说的那样!不过,我是我们年级的‘大右派’。”我并不知道陈老师曾被打成“右派”,一惊之下便问:“那您去过劳改农场吗?”陈老师又一笑说:“我20多岁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过的。”我一下子说不出话,也不敢再问了。我那时虽还年轻,但见过的“地富反坏右”不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都有过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  

陈老师对我这个临时的私塾弟子相当用心。她的家不到20平方米,一桌、一几、一柜、一书架、一床,干净整齐,舒舒服服,不似林老师那凌乱的房间,地上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林老师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兴起时会滔滔不绝;而陈老师话不多,慢条斯理,一边认真想,一边说。  

有一次,我说起“文革”中同事、师生、朋友乃至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构陷的现象,言下之意颇为不齿。陈老师很平静地说:“你还年轻,想法太偏激了。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自保,不得不那么做,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她停了一下又说,“我被打成‘右派’后,私下里要求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积极揭发批判我,幸亏他们这样做了,才没被打成‘右派’。”我脱口而出:“林老师也揭发批判您了吗?”陈老师说:“当然了,克琛那个时候和我最谈得来,如果不狠狠批判我,不深刻检讨,根本过不了关。”  

结业考试前的星期日,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室友煮了热腾腾的酸菜白肉,我们饮着65度的高粱酒。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陈老师。她说:“你要走了,我来给你道个别,也托你带件东西。”我看她冻得满脸通红,就问:“陈老师,您要不要也喝一杯?”陈老师点头,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说:“这酒不错,喝了真暖和,再来一杯吧。”酒毕,她拿出一个小包裹,包裹外面贴着一封信,陈老师对我说:“麻烦你把这个亲手交给克琛。”  

天色已暮,陈老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送她到校门口,她和我道别时,先是声音很轻地说:“你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一切都很好。”然后她的眼睛忽然睁大,目光深邃而明亮,“小伙子,以后路还长,要好好珍惜啊。”  

我目送陈老师走向公共汽车站,她头裹毛围巾,身穿棉大衣,臃肿的外表下,身形显得更加瘦小。  

一回到北京,我就把陈老师嘱托我带的东西送到林老师家里。林老师见到我很高兴,热情地装了一小盘当年挺贵的散装巧克力给我吃。我把包裹交到他手上,他笑呵呵地说:“陈老师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随即剪开封得严严实实的布包,却见里面是两支巨参。  

林老师一愣,自言自语道:“这份礼物太贵重了。”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重新包好,把信拆下来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聊天,问我在长春学习的情况,自然也问了我和陈老师见面的经过。  

最后他忽然问:“你没见到陈老师的爱人和孩子?”我一惊,回答说:“陈老师一直是单身呀。”这次轮到林老师大惊失色:“你是说陈老师是一个人?”我说:“是啊,陈老师亲口对我讲她没有结婚。”林老师没说话,深深地望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陈老师告诉过我,她已经结婚快20年了,女儿也快考大学了。”他又停顿了一下,眼神有些迷茫,“她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没有告诉我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我一点都不知道。”向来健谈的林老师忽然沉默,我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起身告别。他没有留我,只是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握了好一会儿。  

在那个冬天,我自然也预料不到从此将永去故国。转瞬间,30多年过去,许多人再未相见,也许今生不会再见。去年2月的一个夜晚,我随意搜索了一下林老师的名字,居然找到了他的博客,里面有近照,满头白发、面容祥和,老教授模样。根据博客的链接,我又找到他大学校友会的班级网页,那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左边的林老师年轻潇洒,右边的陈老师明眸善睐……  

(来自《读者》杂志,清荷夕梦摘自《财新周刊》2016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

(编辑/风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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