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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了皇家堤的女人

时间:2016-06-07 18:51    专栏:平常心    点击:2363

 

1992年,我在豫北某地一家银行工作。冬季,市里搞起了社教活动,市直各单位都要抽调人手到全市一些乡镇村庄驻队指导该项活动。

当年,我不过二十出头,却有幸被行长选中。一是因为我的干部身份——参与活动的队员必须干部编制;再者,恐怕因为我总是给行长提意见,领导也是想借此机会让我到农村接受一下贫下中农再教育吧!

我被派往黄河滩区一个小村庄。把我从乡政府接到村里的,是支书兼村长,姓黄,一名精干的中年男子,小五十儿的模样。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便感觉到一种精明和强悍,似乎还有些狡诈。不过,黄支书待“市里来的领导”很热情,听说我在银行上班,更热情了。他从乡政府所在地的集市上给我买了一大桶花生油,还有一大捆大葱、几棵白菜、半只肥羊。他说:“别看咱村儿在黄河滩里,养羊的也不少,想吃点羊肉还不大容易。”

我一下子被他吓住了:啥鬼地方呀?

来到村子里,心中的疑虑却一下子不见了。村子位于不折不扣的黄河滩里,从村中心的村委会往北走上四五百米,就是黄河第一道大堤。黄河尚未结冰,站在大堤上,脚下,浑浊的黄水浩浩荡荡,自西向东悄无声地滚滚而去;对岸,就是山东菏泽地界了,尽管已到初冬,却还有水雾迷蒙,看不清对岸的村落,只是模糊的一片片树林。回头看,村子不大,估计不足百户。杨树柳树林子里一片瓦房,还有几间茅草房。假如有诗情画意的人来到这里,首先想到的,也许不会是它的贫瘠,更可能是一种远离尘嚣的田园宁静。

村庄的名字倒挺气派:皇家堤。问了黄支书,他也搞不清这个不知道生活了多少辈儿的小村名字的来由,只是听老辈儿传说,村子位于黄河豆腐腰的背河洼地,过去隔三差五就会决堤。清朝还是宋朝年间,皇帝曾巡幸至此。皇家堤的名字大概就是从那儿来的。

黄支书还笑着说:“周领导,别看咱村儿小,沾过帝王气儿哩!你来了咱村儿,当然也能沾上帝王气儿,回去后肯定提拔!”

我哈哈笑笑,心里挺高兴,也对黄支书另眼相看。会说话的人总是讨人喜欢。不过,我还是不相信皇帝曾经来过这种地界儿。村子里黄姓居多,估计过去叫“黄家堤”,老少爷们儿想沾点帝王气味,遂以讹传讹,把家乡喊成了“皇家堤”。这种村落起名方式,我在大江南北都遇见过。

当晚,黄支书请我在他家喝酒。他家院子很大,足有一亩地,也就是寻常的两进乡村院落大小。新盖了五间堂屋,红砖红瓦,东西两厢各有三间配房,也是新盖的。黄支书说,他家老宅本来不在这边,刚搬过来没两年。毕竟是支书兼村长的家,院落里、屋子里水泥铺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也粉得又白又亮,连院墙都粉刷了。

黄支书的妻子是一位爱说爱笑的中年农妇,她像丈夫一样热情,给我们炒了一大盆羊肉,还有几样素菜,摆了满满一桌。黄支书还找来几个陪客的,有村里的会计、治安主任,其他两个,从衣着和相貌上看,应该也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乡亲们都很热情,不停地给“市里来的领导”劝酒,还没等我动筷子,几个人轮流和我碰了三杯。我仗着年轻,加上心里不大痛快,也就没推拖,好像还没吃几口香甜的炒羊肉,我就有了醉意。醉糊糊的,干脆连“市领导”的威仪也顾不上了,来者不拒,和一帮人吃吃喝喝,还猜拳行令。我好久不咋咋呼呼地划拳了。

尽管喝了不少酒,我还是口齿清晰地给他们讲了讲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重大意义、方法步骤等内容,并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黄支书几个哈哈大笑着表示:领导放心吧,一定要原原本本地按照上级要求支持市里来的领导,保证不让工作掉地上。不过,这会儿,最重要的工作是喝酒,接着喝吧!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村治安主任还说:“前年咱村也来了个驻队的,县电业局的,二十多岁一个小青年儿,挺牛,一张嘴就是‘俺舅在省电业局当处长’,一听就嫩着哩,不上道。周领导这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混家。”

他说的“不上道”是当地方言,大概意思是不懂事、上不了台面;“混家”就是啥事开通玩得转。在单位,行长几次批评我有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听到治安主任似乎不像客套的恭维,我得意洋洋。我更觉得自己就是“市里来的领导”了,像市长行长那样,询问村里的生产生活。黄支书简单介绍了人口、耕地、家畜、农作物等情况。我对这些记忆不深,只记得黄支书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周领导,村里的工作不像您这市里的工作,不好做啊!”

我故意粗着嗓子问:“怎么回事?这么小的村子,能有多少困难?”

黄支书说:“生产上倒没多少困难,各家种各家的地,关键是有几个刁民,计划生育罚款不缴,村提留乡统筹也磨磨蹭蹭,动不动就上访,开着三马车去过县里,去过市里,也去过郑州。”

我大声说:“我们来之前,市委吴书记还有你们县的赵书记在大会上专门强调,同志们,”说到“同志们”三个字,我突然拍案而起,“县委赵书记说,同志们,你们到了村里一定要大力支持咱们村干部的工作呀!外边的人都传说村干部有多腐败,好像当个干部整天除了吃吃喝喝就没事干。实际上,当个支书村长,不容易啊!工作做不好,上边训他们,村民骂他们,老鼠钻进风箱——两头受气。同志们,一定要大力支持我们的基层干部啊!”

不是我瞎编,县里的动员大会上,县委书记的确就是这么说的。开会的时候,我一直在冷笑,邻座一名中年男队员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嘟囔了一声。可这会儿,我越来越激动。

“黄支书,去,把那几个刁民给我叫来!”我吩咐黄支书。

村里的广播室就在我们喝酒的堂屋设着。听到我的话,黄支书站起身,打开扩音机。朦朦胧胧中,我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中传来黄支书粗剌剌的厉声吆喝。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他讲话的声音听不出醉意。当然,也可能是我喝多听不真切了。

放下麦克风,黄支书更加殷勤地劝酒。想起来,年轻就是好。我喝了应该有六七两白酒了,眼睛似乎看不清对面坐着的黄支书的面目了,但觉得脑子还清醒着。

过了一会儿,进来三五名村民。我竭力睁开沉沉的醉眼,竭力坐直身体。不过,还是不由自主地晃了两晃。

其中一名中年男性村民穿得衣帽整齐,头脸也干干净净。他一直站着,手里还夹着一支烟,在不停地唠唠叨叨,几个村民中间,只有他一个人说话。说的啥,我却听不清楚。不是我听不懂当地方言,我知道,我真的喝多了。

另外几名村民在一边或站或坐,不言不语。其中一位村民穿着豫北老年人最传统的毛蓝棉衣裤,尖尖的脑袋上一丛蓬乱的头发。他坐在一张矮凳上,离我最近,低着头,也是一声不吭。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超生户拒不缴纳计生罚款,是违法行为。村提留乡统筹相当于过去的皇粮,哪有种地不缴皇粮的?不缴皇粮,也是违法行为,搁过去,就是造反。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乡亲们,不管你有多刁蛮,不管你家族势力有多大,有多少个亲弟兄堂兄弟,国家法律可不是吃素的!”我模仿着县委书记的口气,指手画脚地教训几名村民,“天威震怒,玉石俱焚!”

穿着规矩且一直站着的村民把烟头扔下,用脚踩灭。他不慌不忙地说:“领导,你说的不错。可你也要调查清楚,有些村民为啥不缴罚款?为啥不缴村提留乡统筹?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市里来的领导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吧?”

我抬头盯着他。醉眼迷离中,我还是能够看出来,这人脸上带着不够友好的丝丝冷笑,那是不服气。再看看他的打扮,听着他嘴里吐出的几个洋名词儿,我知道,这家伙是村里见过世面的能人,这号人往往就是黄支书说的刁民。

黄支书及时接腔了,“二小,谁没调查?谁没发言权?你们几个的事儿还用调查呀?周领导啥都知道,县里啥都知道,市里啥都知道。你让周领导给你们几个说说,他临来之前县委赵书记是咋说哩!”

我又把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不过,这次,即便我自己都感觉少了刚才的气势。

二小笑了笑,笑得有些阴,“周领导,既然黄支书都给你汇报了,我就啥都不说了,再多说也没用,你该咋着工作就咋着工作吧!”说完,也没和谁打招呼,径自走了出去。

黄支书看着他的背影,摊开两手,对我说:“周领导,看到了吧?他连市里来的领导都不放眼里!你说说,这工作咋做?”

我当然也生气,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怕他耍二百五!走着瞧吧!”

我扭脸看看那个一直低头坐着的村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儿?这么大岁数了,更应该遵纪守法,给年轻人带个头嘛!”

他抬起头。我又看了他一眼,有点吃惊。看面目,他也就二十出头。这么年轻,竟然穿着老式棉衣裤,如今,这种毛蓝棉衣裤,即便农村老年人穿得也少见了。

他哭丧着脸,吞吞吐吐地说:“领导,我不是抗着不缴哇,我是没钱,真没钱!”

我扭脸问黄支书:“黄支书,他是怎么回事?”

黄支书叹口气,说:“唉!他去年娶了个外边的媳妇儿,带来个小儿,三岁了。这不,今年又生了个小儿。两个小儿就算超生,乡计生办让他缴罚款,我也没办法!”

我一愣,尽管当时我还没结婚,女朋友都没有,可我也知道,像他这种情况不应该算作超生,除非女方一下子带来了两个“拖油瓶”。

“他媳妇儿带来了几个孩子?”我问黄支书。

黄支书显然明白我的意思,支吾了一下,说:“周领导,不是我让他缴罚款,乡计生办非要罚他,我啥办法?不缴罚款,乡里就要来人窊粮食、牵牲口了;严重一些,还拆屋哩!”说到后边,黄支书摇晃着脑袋,一脸的无奈。

我不便再追问,皱着眉头对那男子说:“老乡,没钱还生孩子?那不是让孩子遭罪啊?”

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睛,这让他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显得更加驯顺,“领导,咱花万把块从外边娶个媳妇儿,不就是为了要个孩儿呀?没个孩儿,俩大人过的啥日子呀?”

二十出头的我听到一个同龄人说出这种老态龙钟的话,有些莫名其妙。我想笑,没笑出来。酒劲完全上头了,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好像撒了气儿,脑子也开始糊涂,眼前一片模糊,睁着眼睛却愣是瞅不准人。

我没留意到那名男子什么时候走的。我站起身,歪了一下。然后,如何上床睡觉,黄支书他们去哪儿了,就不清楚了。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看到床前一滩秽物的痕迹,我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喝多了。我很羞愧。黄支书告诉我,昨晚,我走不动路了,他就让我睡在了这间屋子里他新婚儿子的婚床上。看到床围上也有点点秽物,我的脸上一阵冷冷热热。我隐约想起,昨晚临睡前,似乎听到有人说,“周领导喝多了,别让他去村委会住了,就住这儿吧,免得晚上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p#分页标题#e#

多好的乡亲们呐,我很感激他们!

我在皇家堤只待了不到一个圆全昼夜。也许嫌丢人,我谢绝了黄支书留我吃中午饭的盛情,急着溜回市里。按规定,驻队干部是应该吃住在村里的。我对黄支书说:“反正工作就那么回事儿,有啥紧急情况,你到市里找我就是了。”

黄支书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周领导,你回去吧!万一啥时候上边有来检查的,我就说你昨天还在今天刚走。”

社教活动为期半年。逮着这个机会,既不必去单位上班,也不到村子里去,我心花怒放,整天不是跑来跑去钓鱼,就是在市区郊区瞎逛荡,工资却照领,还有下乡补助。

快过年的时候,黄支书和村会计到市里找到了我,还给我送来了结结实实一口袋花生,足有五六十斤。皇家堤一带多为沙质土壤,是全市有名的花生产地,子粒饱满,还是红皮儿。我请他俩在饭馆吃了顿饭,每人喝了有半斤白酒。席间,黄支书想请我帮忙给他们弄点扶贫贷款,我表示,一定给行长汇报。事实上,我心里没一点谱。我不知道黄支书是否知情,抽调出去下乡的,多是在单位里混得不咋样的人。这样的人在单位里很难和领导说得上话,能给村里谋到啥好事儿?上级真心对口帮扶,就应该抽调各单位的实权派,否则,不净给村里添麻烦?

过了几天,我还是硬着头皮向行长提出了要求。行长不大高兴,但还是出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些农业科技图书,算是履行了对口帮扶的责任。

过了年,我更不好意思去皇家堤了,黄支书他们也没再找过我。直到本期社教活动就要结束验收,我才又到了皇家堤,并在村委会住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黄支书他们待我依旧热情,尽管我能看出来他们对我有些失望。我在黄支书家吃派饭,但黄支书一次也没要过钱。又喝了几次酒,他们知道我酒量不行,也就不再像上次那样猛劝,我再也没喝醉过。

已到暮春季节。一天傍晚,我吃过晚饭,到黄河大堤上溜达。堤上堤下长满了柳树和杨树,嫩嫩的树叶已经可以被晚风吹着发出哗啦哗啦的轻响,金龟子和其它昆虫在暖暖的夜幕中嘤嘤嗡嗡地飞来飞去,忙着它们这一生最重大的求爱和生儿育女的活动。大河上吹来的凉凉的风和身边暖暖的杨柳风一起,拂过面颊,掀扯着衣角和裤腿,让人感到无比惬意。

高高的堤面上挺宽阔,是一条大路,可以并排跑两辆大卡车。道路并非维护河堤或者救灾专用,平时也跑车,据说一度是通往一座座黄河大桥的交通要道。站在大堤上,河滩里吹来的风有些急,偶尔还能感觉到一股冬天的寒意。顺大堤向两边望去,密匝匝的树木掩映着的林荫道,黄昏时分却亮堂堂的。多少读过几首诗歌的人,也许会油然念叨起江南春堤的诗句。

我意兴阑珊,沿着大堤向东边慢慢溜达。四周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我有点儿纳闷。当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极少,即便“农民工”这个词汇也还未诞生出来,村里出去做生意的更屈指可数。这个季节,农活也不多,除了浇浇麦田,好像就没其它农事活动了吧?如此怡人的春日黄昏,如此适合散步的大堤上,竟然不见一个村民出来溜达。放在城郊,这个时候的大堤上应该人流不断,处处欢声笑语。

我继续向前慢慢溜达。约莫走了十来分钟,前边是另一个下堤的路口,我终于看到了一个人影。夜色越来越浓,但我还是能够勉强认出他,我初到那天那名年轻的超生男子。他身上当然不会再穿着隆冬时节的毛蓝棉衣裤了,不过,单衣衫和单裤子的颜色和毛蓝色没多大区别,以至于在黑影儿里瞅过去,他就像一截老树桩。

他站在堤边一块菜园的田埂上,尖尖的脑袋上头发依然像那天一样凌乱,不过,他手里此刻竟然夹着一支烟卷。隔一会儿,他就会把烟卷送到嘴边,吸一口,我能够看到烟头发出的一点点光。我看不清楚他的目光和表情,因此,我想象着,他的目光应该是茫然的,他的脸上除了那天的驯顺,应该没有更复杂的表情。于是,他像树桩杵在堤边,我觉得他表现出了一种冷淡。他应该能够瞥见我,可他没有扭脸,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条田埂上。

我想着上前和他搭讪几句,视情况还不妨和他闲聊闲聊,我毕竟是驻队干部,访贫问苦是我的职责。我轻轻咳嗽了一声,盯着他。我距离他只有十来步之遥,他肯定能够听到我的咳嗽。但我看到,他还是一动不动站在田埂上,既没扭脸朝我这个方向看,也没动弹,手指上夹着那根估计快要烫着手指的烟卷。

突然,我觉得他似乎对我构成了某种威胁,甚至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未开化的野蛮人”,比如太行山区的“山闷儿”。我迟疑了一下,原路折回。走出百十米,回头望望,他还在田埂上站着,动弹没动弹,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没回村委会我的住处,直接去了黄支书家。黄支书正在和一名中年女性村民说着话。

“俺家的羊羔昨天后晌被偷走了一只。他爹在大堤上放羊,中间拐回家一趟,就少了一只羊羔,白生生的羊羔,再过个把月,就能卖一二十块。”

“怨谁哩?自家的羊羔不看好,找我,我从哪儿给你生个羊羔哇?”黄支书有点不耐烦,皱着眉头大声嚷嚷。他和村民说话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像是厌烦,也像是在犯难。

“我怀疑是麦囤偷哩!俺家的羊吃过他种在堤沿上的菜,他可能不忿,就抱走了俺家一只羊羔,白生生的羊羔,能卖二十多。”

黄支书更不耐烦了,看上去好像还有气了,“秉德家,你别胡喷中不中?就麦囤那样儿,脖子都快断下来了,他哪还有力气去偷你家的羊羔?就是脖子囫囵囵哩,你给他仨胆儿他也不敢偷你家的羊羔呀!”

“那你说不是他偷的还有谁?俺家的羊吃过他家的菜,我觉着一定是他偷哩!”秉德家的说话好像舌头短,口气却很坚决。

黄支书咧着嘴巴,气呼呼地说:“你快点回家吧,回家到羊圈里再数数羊,看是不是真少了一只,市里的领导和我有事要商量,你快点回家吧!”

秉德家的看看我,一边往外走,嘴里一边嘟囔:“我觉着就是麦囤偷哩,一定是他偷哩!不是他,还有谁?你当干部的也不管管,那以后就让小偷随便偷东西吧!”

看着女人的背影,黄支书骂了一句:“奶奶的腿!”然后,苦笑着对我说,“周弟,你看到了吧?这都啥JB人呀?咱的工作天天就是和这号儿人闲磨牙,能把你气死!”

我也笑着说:“这个大嫂是不是有点不够精细呀?”

“可不是哩!可你说她不精细吧,他家的羊羔不见了,她都不赖旁别人,她专赖怂人。越是不精细的人,越是老实人,越喜欢欺负怂人,好像怂人是个公共厕所,是堆垃圾的地方儿。都啥JB物件呀!”

“麦囤是谁?”

“皇家堤最怂的人!”黄支书顿了一下,接着说,“对了,就是年头你来那回,那个超生户,娶了个外路货媳妇儿的金麦囤。”又加了一句,“村里没有比他更怂的了!”

我恍然大悟,“哦,他呀!我刚才还在大堤上看到他了。”又问,“黄支书,这个人是不是也有点不精细啊?”

“他不是不精细,是怂,怂得很了,看着可不就像不精细?”黄支书低声说。

从黄支书口中了解到,金麦囤在村里是个受气户,一是人怂,再一个,村子里的小姓。皇家堤巴掌大一片,却有四姓:黄金万粱,村民们都说成黄金万两。金姓户数人丁最少,只有麦囤家一脉三枝。人少吧,家族还窝里哄。前有一个月,麦囤刚从山西干活儿回来,因为一拃一指宅基地和堂哥争执。堂哥一怒之下,抡起一把铁铲子,劈在自己堂弟脖子上。鲜血从麦囤脖子上一直淌到胸前,把他的汗衫都浸透了。还算阎王爷开恩,估计没劈在动脉上,只是劈在了后脖颈那片厚厚的皮肉上,要不,当场就要命了。最后,住了一个多月院,刚出院。

“刑事或者治安处罚了吗?”

黄支书笑笑,“周弟,你还是不了解咱农村呀!麦囤他堂哥在乡政府那边的集上开着百货店,皇家堤数得着的有钱户,和乡政府、派出所也很熟,人又没劈死,还是本家兄弟,能咋着呀?”

“黄支书,这么严重的案件,至少不能私了了吧?”

“它还真就私了了!”黄支书看看我,说,“周弟,换你当支书,你也没办法。麦囤他堂哥出了点钱,麦囤他媳妇儿压着,他也就没上告。唉,就是没他媳妇儿压着,他也没胆儿上告,他可能都想不起来上告。”

我叹口气,“这都啥事儿呀!”

突然,我想起了麦囤的超生罚款,“黄支书,金麦囤的超生罚款缴了没?”

黄支书笑着说:“过去半年了,你还惦记着那事儿。缴了,三千。”

三千在当时可不算小数目,我这个银行员工那会儿工资也不过七八十块钱。三千块,我不吃不喝三年才能攒够。

“他一个庄稼人,还恁怂,从哪儿弄那么多钱?”

黄支书四下看看,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他压低声音,说:“周弟,说出来别吓着你。听说,他媳妇儿原先在南方当小姐,不知道咋着怀上了个私生子,只得从良了。也不知道是谁给牵的线,跑到咱这边儿,嫁给了麦囤。麦囤二十好几了,不是娶了这样个媳妇,估计得打一辈子光棍。”

彼时,性工作者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好像只有南方和大城市里有,我工作的那个小城市,只在一些大酒店里才有此种职业人士。

我有点晕乎。

“她把罚款拿出来了?”

“除了她出钱,还有谁肯借给麦囤钱?”

“哦!这么说,这个女的是真想和麦囤过成一家人。”

黄支书骂骂咧咧,“狗屁!交了罚款,她就让麦囤到山西干活儿去了,在晋城给人家送煤球。”

“出去干活儿有啥不行?不过,也是个苦力活儿!”

“苦倒没啥,庄稼人还怕出力呀?关键是这个龟孙娘们儿不守妇道,给麦囤戴绿帽了!”

黄支书告诉我,麦囤媳妇儿的相好就是村里的治安主任,村委委员里最年轻。小子长得人高马大,头发自来卷,一看就是个厉害主儿。麦囤走没几天,一对儿狗男女就尿到一个壶里了。起初还遮掩遮掩,没多久,俩人大白天就在麦囤家里苟且,有一回还忘了关院门,被一个串门的娘们撞了个正着,那娘们出来逢人就说:“咦,我一进门,就看见两扇白花花的屁股。”黄支书同时告诉我,奸夫治安主任仗着年轻,过了年一直往乡里跑,想把他这个支书拱下来,换他当。

我因此不敢断定黄支书说的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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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我早已离开了那家银行,离开了那个小城,到北京漂泊。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昌平小汤山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找了份工作。本来,我是作为办公室主任招聘进去的。干了三个月,我便主动提出改行,做了一名销售员,推广公司自家培育生产的蔬菜优良品种。销售员挣钱多,有底薪,更有提成。铺好渠道后,任何相关公司的相关产品都不妨拿来推销,等于自己不用投资开了好多工厂公司。

干了这行才知道,销售的钱不好挣,准确说,非常不好挣。头一个月,我一笔单子也没拉来,只挣了两千多底薪。我有点为自己的逞能后悔。

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却还睡不着觉:再这样下去,等于混日子呀!到哪儿开挖销售渠道呢?老家?我这个曾经在银行做过分理处主任、在老家有名的“有出息人”不愿意回去推销西红柿胡萝卜种子。

突然,“皇家堤”三个字蹦到了脑海里:对呀!何不到那个熟悉的黄河滩小村里碰碰运气?毕竟有支书村长那些人脉。村子小,可卖出一袋算一袋,权当打开一个突破口自我鼓励鼓励吧!

第二天,我从北京出发,坐高铁,倒汽车,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就辗转来到了皇家堤。

正值中秋,麦子刚刚种下。这是温室蔬菜栽植的好时令,也是乡下最清冷的季节。皇家堤大多数成年男人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年人,年轻一些的,多是初中辍学、游手好闲的半大孩子,更多的是带着小孩的留守妇女。

黄支书早就不当村干部了。十年前,他就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举家搬了过去,只在逢年过节才偶尔回趟老家祭祖串亲戚。村支书果真换成了治安主任,黄大军。

我找到大军支书,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前两年我还去你们行里找你,他们说你辞职到北京弄大事儿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唉,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就我这个年龄资历,顺风顺水的话,至少该副处级了;即便碌碌无为,只要不出问题地混下去,最差也该副科级。可二十多年过去,我沦为了一个在北京居无定所的老打工仔。

我当然不会把这些对黄支书合盘托出。我谎称和市里有关部门合作了一个农业部主持的优质蔬菜开发大项目,需要在市里盘桓一段时间。这几天没事儿,突然就念想起了旧情,念想起了咱们皇家堤。

其实,我没必要撒谎。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贫贱富贵、得意失意,都在他脸上身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再一个,我连轿车都没有,而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家家户户门前停着轿车,不是农用车,是本田、广本、桑塔纳等过去的富贵者才有资格享受的正儿八经的轿车。村子里的大多数民房早已不是传统砖瓦房,一栋栋两层三层的西洋式小楼随处可见。黄支书说,盖一栋这样的楼房,少的三十来万,多的五六十万。黄支书家里就树着这样一座威风凛凛的楼房,外墙贴着暗灰色的细条瓷砖,不看周围,它和小汤山一带的别墅没多大区别。院子里停着一辆面包车,还有一辆轿车,途胜。

突然,我对此行追悔莫及。我站在黄支书面前,好像没穿衣服,或者说,好像这深秋里只穿了一条裤衩。

黄支书脸上很平静,他的热情因此显得很有分寸,他本来就是一个精明人。于是,我干脆直接对他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可还是声明,是想借项目开发的机会乘机多挣点钱,推销的种子是我一个朋友的大公司生产的,应该说是他求我帮忙推广。黄支书笑着说:“没事,老周。不过,咱村里种大棚的不多,十里八村,尤其公路边,大棚多着哩。你试试看吧,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言语。”

黄支书主动把我带到村委会。村委会的房子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房子,只是外墙和内墙都重新粉刷过了,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甚至还种着几棵景观树。

“老周,你就住这儿吧,你的老根据地。前一段,县里一个驻队干部刚走,村里给他买的被褥正好排上用场。你放心,他没用过几次。”说着,冲我笑笑,“和你那会儿差不多。哈哈!”

听到他称呼我“老周”,我一下子释然了,我不必再装模作样。黄支书知道我混得就那样,还主动给我找住的地方,他是真的念旧情。我因此很感动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周边的田地里转悠,和温棚蔬菜种植户聊天。我吃惊地发现,他们选择的种子大多是外来的优质种子,或者说高产种子,不少还是国外公司产品,以色列的居多。相比之下,我们公司是一家本土公司,声称要超过并打败洋种子,但说句良心话,仅仅看一眼以色列西红柿果实的气色,我就知道,咱打不过人家。菜农们可不知道啥叫民族主义,谁家的菜种让他能挣到钱,他用谁家的。

仅仅两天的时间,我就准备撤——在这儿弄不住生意。不过,想一想,大老远的跑来,既来之,则安之吧,权当休假,这会儿不正时兴农家游?咱在这儿还是免费住宿。我算不清楚我有多少年没有休过假了,十几年来,我的大多数时间总是像旅游的人们那样跑来跑去,而且,我的确能够从这种苦旅中品味到旅游的快感。

一天中午,我在村委会的煤球炉上煮了一包方便面。吃完饭,看看中秋的太阳明亮温暖,就出去溜达。

皇家堤村边就有一个规模不大的蔬菜温棚,不足一亩,附近唯一的温棚。种植户叫万宗宪,一个小五十儿的半大老头儿。因为离村子近,种完麦子没事干也没出去打工的几名中老年喜欢到宗宪的温棚前拉闲呱。我也来过几次。几个灰头土脸的庄稼汉笼着双手,一边晒太阳,一边东拉西扯,还总是笑开玩笑:“来吧,又开会了!”

听着他们的嘻嘻哈哈,我总是很开心。许多城里人包括城里的学者作家们总是把乡下人描绘成缺乏幽默感的人,精明点儿的,又会被赠送一个“农民式的狡诈”的绰号,老老少少的文化男女这些年里竞相使用这样的绰号。唉,我倒是觉得,城里那些文化男女缺乏写作的才气,因为缺乏生活的才气,和这些乡下人相比,他们的幽默细胞多不了几粒。更主要的,这些乡巴佬只是他们的标本和模特。

我能感觉出来,乡亲们对我还是比较尊敬的,还没忘记我曾经是“市里的领导”,同时,我还戴着一幅看上去斯文儒雅的眼镜,还是从北京来的。我因此也有点担心,担心听不到他们说真话。我当然不是来微服私访,也不想搞什么田野调查。然而,和别人在一起聊天,像开会一样,彼此听不到真话,双方都说废话,实在太费劲,倒不如在网上和异性网友啥都瞎聊痛快。

尽管如此,和皇家堤乡亲们在一起嗙闲空儿,就像在老家和街坊邻居嗙闲空儿一样,还是能让我满足的。活到这个岁数了,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乡下人,乡下怂人,抄着手在南墙根,在这温棚前一边晒太阳一边瞎嗙,是我最大的人生乐趣。

让我想不到的是,几个平均岁数在五十来岁的庄稼老汉竟然喜欢聊国家大事国际更大事:钓鱼岛,海峡两岸,中日美,朝鲜半岛……城里人和文化人喜欢聊的,他们也都喜欢。只是他们很少像文化人那样皱着眉头聊“很受伤”,他们总是乐呵呵的,即便骂骂咧咧一阵子,最后总是笑呵呵地,“散会吧,说恁些都白搭,回家吃饭吧,吃饱了肚子不饿”。

我走进“会场”那会儿,几个人正在脸红脖子粗地争论马英九和蔡英文。我对蒋家时代的台湾有些兴趣,但极少关注现在的台湾。我是搞蔬菜种子的,我当然分得清黄瓜是绿的白菜是白的有的还是黄的,可我真的搞不清海峡对岸的蓝蓝绿绿;我多少知道点马英九,可我真的搞不清蔡英文啥来头。

“我觉得蔡英文那个娘们儿比马英九实在。马英九老是打太极拳,耍滑头。”我插嘴。

“拉倒吧,老周!你戴着眼镜,还是个知识分子哩,还是市里领导哩,还是从北京来哩,你就没听说过蔡英文的外号?”宗宪咧着嘴,咋咋呼呼地叫。在这一帮人里,他岁数最年轻,不过,看样子也有小五十儿了。

蔡英文的外号?我好像还真没听说过。

“空心菜!”宗宪自问自答。

哦,我好像听说过。

“她要是上台,天下非大乱不可。”另一名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村民大声说,“那个女人不平和,老是想搞台独。孬着哩!”

我身上哆嗦了一下:这个眼看就进入老年系列的黄河滩里的温棚种植户竟然知道“空心菜”,这个看上去比宗宪岁数更老的皇家堤村民竟然知道“空心菜”不平和。不是听他们说,我还真就不大清楚。

我装作啥都知道的样子,笑眯眯地听着一帮人嘲笑“空心菜”, 谈论台海局势。

其实,我也不该大惊小怪。早在六七年前,我到乡下老家过年,在村委会的人场里和乡亲们聊天,我突然听到,我的本家堂叔——一个初中毕业、五十出头儿的小老头儿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5.5%。我觉得有闪失,不知道咋算出来哩。”

当时,我正在读政治学研究生,可说实话,我都不晓得中国的城镇化数据,丁点印象都没有。堂叔这个老农民深深震撼了我!

遗憾的是,或者说可耻的是,四五年过去了,我再次为堂叔这样的人吃惊。去年的一天傍晚,我在通州大街上走着。我前边有两个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农民工,他们身上还粘着涂料。他们一张口,我听出来了,老家近邻,相距不足百里。

“俺小儿记忆力比较好,逻辑思维能力也行,就是不善于发散思维。所以,他数学好,语文不行。”

我悄悄走在两名农民工身后,再次震撼于农民工嘴里的洋名词儿。我在老家河南滑县郭固集村震撼于本家堂叔嘴里准确的中国城镇化数字;五年后,我在北京通州街头再次震撼于农民工嘴里的“逻辑思维能力”甚至“发散思维”。

一个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文化人因此震撼,是不是有理由表达他“对社会底层的人文关怀”?

让我庆幸的是,在皇家堤,听到老少爷们儿笑嘻嘻地“又开会了”,听到“空心菜”,我不再震撼。我很清醒,我没有震撼。否则,我会为自己感到悲哀,我会感到无法自我原谅的羞耻。

一帮人笑骂了一阵“空心菜”,接着,开始一脸脸严肃地唠叨新农村社区建设,抱怨占地补偿费太少,一亩地才给两万块钱。

“应该给二十万!卖了地,以后就指望那点钱活命哩,两万块钱,连给小儿娶媳妇的见面礼都不够。”

“二十万?你等着太阳从西边出来吧。这会儿给的钱确实少,可你也不能恁下三儿呀?那不是狮子大张口讹国家呀?”

我笑着说:“别讹,你讹不了。”

一帮人正瞎嗙着,这时,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从大路上一扭一扭走过去。

“这是又到哪儿打茬儿了!”一帮人不再争吵土地补偿款,一名村民盯着女人的背影,笑着低声说。

“听说她都是用手机打茬,和人家睡一觉,吃顿饭,还能落点钱。”另一个村民说。一群小五十儿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猥琐地笑着,盯着走过去的女人背影。女人的臀部很丰满,走起路来,向左向右有韵律地摆动。#p#分页标题#e#

“谁呀?”我问。

宗宪说:“领导,你不认识吧?你要是想和她认识,走过去招呼一声,保管马上就跟你走了。”

“我有恁大魅力?到底谁家媳妇?”我有点焦急地问。

“麦囤,金麦囤家的。”一位村民说。

这时,一名小伙子跟着年轻女人又走了过去。他壮实的个头,一头黑黑的浓发。向这边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乡下小伙子的皮肤白皙干净。

宗宪说:“多俊个小儿,摊上个那样的娘!”

“麦囤儿子?”我有点惊异。

“不是麦囤哩,是刚才那个娘们儿哩。”一名村民笑着说。

这是麦囤家那个“拖油瓶”孩子。一晃二十年过去,他已经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帅小伙儿了。

我看看已经走远的麦囤家的,她的身材看不出年龄,“麦囤家的多大了?看着三十来岁。”

“哈哈!”宗玄笑着说,“领导,你戴着眼镜也看不清呀?她小儿都二十多了,她比你小不了多少,四十好几了。”

“长恁年轻!”我感叹。

“骚劲大,就年轻。手机上都这么说。”一个看上去不算年轻的村民嬉皮笑脸地说。

我呵呵笑笑。我也听过类似的话,而且觉得有道理,而且道理正在眼前被验证着。

我想起了前任黄支书二十年前说过的隐秘。我看看周围,压低嗓音,问:“听说麦囤媳妇和大军支书有一腿?”

几名村民急忙向路上看看,一个个都闭住了嘴巴。停了一会儿,宗宪小声说:“有一腿?八腿都有了!过去偷偷摸摸,早多少年前就公开了。俩人还一起跑到郑州鬼混了仨月。最后,可能是钱花光了,又滚回来了。”

“我KAO!爱情的力量真特么厉害!”我笑着说,“麦囤咋恁窝囊哩?都到这种地步了,还能凑合?离婚不拉倒了?”

一名村民说:“麦囤离婚?他媳妇倒是和他吵闹了好多次离婚,麦囤死活不离。他媳妇说,那好,你要是想过,就不声不响过;不想过,明天就去乡民政所,去法庭也中!”

我说:“恁厉害?”想了想,又问,“对了,你们谁听见人家两口子这么说了?”

“大家伙儿都这么说!老周,你还真别不相信,乡旮旯里,啥日怪事儿都有!”

“周领导,我再给你说个事儿,你可能更不相信。老少爷们儿都说,黄大军啥时候痒痒了,就到麦囤家解馋。要是麦囤正好也在家,大军就给麦囤二十块钱:麦囤,带着你小儿,去吃烩面吧!麦囤带着他小儿就出去吃烩面了。一出屋门,俩人就干上了,大白天就干上了。”

CAO!说得老子心里都有点燥!要知道,我已经整整一年不近女色了。我悄悄咽口唾沫,说:“爷们儿,说得真的一样!谁听见了?谁看见了?”

“反正老少爷们儿都这么说。他要是没这回事儿,会有这么多人传来传去?”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了,麦囤家叫啥名儿?娘家是哪儿哩?”

几个人相互看看,宗宪嘿嘿笑笑,说:“还真不知道。三里五村说起麦囤家的,没人不知道;说起麦囤,肯定得说到他媳妇。算是咱这一片的知名人士呀!可她叫啥名儿,娘家是哪儿哩,还真没听说过。”

我呵呵笑笑,“连人家叫啥名儿从哪儿来都不清楚,还编排人家。”

几个人哈哈大笑。宗宪说:“还真不是编排,麦囤家自己都认。有一回,大军媳妇找到麦囤家,坐在门槛上一边说一边哭:你没来皇家堤之前,俺俩关系多好吧!自打你来到皇家堤,俺家再也没个安生了!你知道麦囤家的说啥:你俩好?你俩还没俺俩好!结果,大军家的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不声不响回家了。”

“神乎其神,说书唱戏一样!”我笑着说,“大军作为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法儿弄,就没人举报他?就像他当年举报前任黄支书。”

几个庄稼汉又哑声了。宗宪往大路两头看看,低声说:“麦囤还甘心当缩头鳖,旁别人谁去捅大军那个马蜂窝干啥?大军可不是好惹哩,在乡里县里都有关系,他说他在市里省里都有关系。还有人说,村里在外边最大的官是大军他干爹!”

“呵呵!大军自己说的吧?”我问。

“不管谁说的,肯定都是真的。大军这些年没少从村民身上抠钱,还搞了好多农业开发项目。有钱,啥关系套不住?”

我只得点点头。“这么多问题!谁想当支书,去整他的事儿呗!”我笑着说。猛地,我觉得自己太唐突了,且不说在人家地面上乱说乱动太冒失,大军支书待我也不错,前天,他还把我邀到他家喝了一场。

“我觉得你们说的有点不靠谱。他俩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还有心思弄那事儿?”我笑着说。

“这几年确实不来往了,是大军不要麦囤家的,大军有了新相好了,镇里一个酒店的服务员,才二十四五岁。”

“大军这货还真有一套,不服不中。你说,他也五十开外的半大老头了,那些女人看上他啥了?”

“腰包呗!腰里硬气,啥女人找不来?”

“麦囤家也够亏本哩!年老色衰,失宠了,只能到网上勾搭一些老光棍老混子了。”

几个人又是哈哈大笑。

  

我在皇家堤前前后后住了半个月。从那次温棚前的闲聊后,我总是在村子里窄窄的水泥小街上,或者在村外稍微宽阔一些的马路上遇到麦囤家的。走个迎面,这个女人会迅速瞄我一眼,然后,扭脸匆匆走过。有一次,我主动和她打了个招呼,从哪儿以后,她遇见我,总是老远就抢先招呼。她不像寻常村妇那样拘谨,她和我说话总是笑嘻嘻地,四十多岁的女人了,嗓音却脆生生的。我想起了前任黄支书说过的她的经历。

下边的一些内容,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叙述的是一些有名有姓者的真事,尽管也添枝加叶试图掩盖某些主人公身份的细节。然而,他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还是能够顺藤摸瓜再添加些每个人都有的想象,找到麦囤,找到麦囤家的。就像他们想象出的那些麦囤和他媳妇的对话细节那样。

我有些为难。

奇怪的是,这次回到皇家堤,我只见过麦囤一面。

有一天,我又去大堤上溜达,不是黄昏,中秋的黄河大堤黄昏,已经有些肃杀寒冷了。我喜欢吃过午饭,沐浴着正午暖暖的秋阳,在大堤上慢吞吞踅摸一会儿。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明媚温暖的秋阳日子,我遇到了麦囤,他在掘那畦菜地。算一算,他在这块菜地上至少掘了二十年了。农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自留地意识。在自留地上,他们总是显出一副满足和自豪。麦囤就是这样。他在大堤边上开发了一小块菜田。

他穿着一件旧毛衣,褂子在一旁的一根树枝上挂着,弓着腰,不声不响地掘地。他应该是准备种些大蒜、油菜啥的。来春,即便这三张草席大一片菜地,产的蔬菜也足够他们日常食用,种大蒜的话,足够他们吃上一年。

我站在一边,想了想,还是决心和他聊聊。我想过了,也许其间难免涉及到他的隐私,然而,在一个大家公认的戴着绿帽子的怂人面前,另一个人哪怕仅仅头上没顶着一个特殊标签的同样的怂人就不会顾忌他的自尊,更别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文化人、曾经的驻队干部了。我总是觉得,直到此刻还坚持认为,一个文化人对于一个金麦囤这样的怂人的隐私的询问,更多的出于人文关怀。也正因此,我才把这篇故事写了下去,适当的时机,我还准备把它公之于众。不过,我担心,这种文字是无法公开发表的,不是麦囤两口子反对,是有些人不让它们出笼。

管它呢!

“麦囤兄弟,掘掘地准备种大蒜吧?”我笑呵呵问他。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直起腰,看着我,“是哩!周领导,种这点蒜,够明年一年吃哩,不用买了。”

“收了秋种了麦了,该出去打工了吧?”

“可不是哩!把家里拾掇拾掇,这几天就走。”

“这回去哪儿?干啥活儿?”

“等打电话问问带工哩,看去哪儿。没一定,哪儿都去,山西陕西,广州深圳。还真没去过北京哩。有一年,带工的说在北京弄住个活儿,正要去,又换成甘肃了。”

我急于想把话题转到他媳妇儿身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那年——这一说二十年过去了——那会儿我年轻,喜欢装大尾巴狼,还喝多了,像个领导一样和你说话。不好意思啊,兄弟!”

麦囤脸上一层红晕,急忙说:“哥,你就是领导呗!你过去是市领导,这会儿成了北京领导了。”

我知道他是开玩笑,他出去打工这么多年了,知道领导啥样儿。我脸上一热。我和麦囤们还不是一样的老打工仔?压根儿就没区别,有时候,我还没他们挣的多。

“老弟,你出去打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他低头想了想,像个老行家一样,“这会儿挣不着大钱了!小工,一个月也就四五千五六千;大工、包活儿,一个月六七千七八千,多的,还能上万。”

我看看他的脸,我发现一丝明显的得意。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倒不完全因为一个农民工竟然也能挣这么多钱让我心里不平衡,看着他脸上那种得意,我有些怜悯般的反感。

“呵呵! 不少,不少!”

“这会儿挣不着大钱了。过去,就是你在咱村驻队那会儿,我去山西晋城干活儿,给人家送煤球,苦是苦了点,可能挣着钱。一天少说也能挣个十来块。”

我暗暗算了一下,一天十来块,一月三四百,是我当时工资的四五倍。

“真不少,真不少!”

“哥,咱在晋城干了两年,晋城人一说起河南送煤球哩,都知道!”

我看到,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自豪。

“老弟,你出去打工,咋不带着你媳妇?她在工地上做做饭啥的,多少能挣点。”我终于找到了机会。

麦囤脸上腾的一下酱紫了。他迅速看了我一眼,拿起铁锨,一边掘土一边有点结巴地说:“工地做饭的一般都是工头家的人,咱一个打工哩,没那个权力。”#p#分页标题#e#

“对了,老弟,听你媳妇儿口音,好像不是咱本地人,她娘家是哪儿哩?”我自以为顺理成章的借口。

麦囤的脸更红了,他抬头又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睛眯缝着,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的那种驯顺。不过,此刻,我还看出了一种羞怯。

我急忙解释,“老弟,我只是随便问问,我觉得你媳妇说话挺好的。”

麦囤停下手里的动作,腰却没直起来。他拄着铁锹,弯腰盯着菜地。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我,“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你不该问这话。”

我不好意思地扭了扭身体,说:“老弟,我真的没旁别意思。两个熟人说话,问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不都这样啊?”

他竟然笑了笑,说:“哥,不一样。”停了一下,又说,“其实也没啥,她的啥事儿,我都知道。”

我楞了一下。他的这种说法是否可以被看成坦诚呢?“坦诚”这个词汇用在麦囤身上,是否合适?不过,我因此找到了推心置腹的感觉,就压低声音,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和他说话,尽管这是我俩第一次正面交谈。

“麦囤,老弟,你这种家庭情况,何必再勉强呢?”我还是把试了几次的话说出口了。

麦囤拄着铁锨,他的额头顶在铁锹把儿上,站着,一动不动。过了会儿,他扭脸看着我,脸上罩着一层蒙了尘土一样的灰白。他的眼睛依旧眯缝着,眼皮好像一下子浮肿起来。他讷讷地说:“哥,啥法儿呀!”然后,弯下腰,继续掘地。

我看着他。他的动作有些机械,脸上的酱紫色一直没能褪下去,就连耳朵都红赤赤的。他低头翻动着泥土,翻出一铁锨,就用铁锨背面拍拍板结的土块,把它们拍碎。土地看上去十分干旱,我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浇水。

“麦囤,反正孩子也大了,你就不能换个地方,换个活法儿?”

他停下活儿,低着头,也没看我,清清楚楚地说:“哥,就我这样,跑到哪儿不是这个命?”

“你才四十出头呀!”

“身上没力气了。干活儿倒还有力气,可我真没力气觉着能逃出老天爷的手心了,我也不指望了。”

我看看四周,再次压低声音说:“麦囤,老弟,你干吗不离婚?一个人打光棍也没啥呀,反正有孩子了,孩子也大了。”

他拄着铁锹,扭脸看看我,好大一会儿,他说:“哥,你也见过我那个儿子,你看着他像我不?”

他儿子的脸蛋在我眼前浮现。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了他,他也已经二十来岁了,和同母异父哥哥相比,小伙子更像他爹的瘦弱。不过,他是一个青年人,瘦弱倒是给他一种精干的帅气。

“哈哈!兄弟,你儿子和你简直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

“哥,这就中了。”

我盯着他。他的目光躲开我的注视,低下头。他抡起铁锹,继续翻掘着菜地。

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老婆跟人公开跑了还不是一回两回了,他却寻死觅活,要把老婆追回来。他是不是有病啊?为了爱?你老婆分明都跟别的男人跑了!为了孩子?他们还没孩子。有一次,他老婆又跟人跑了,打电话也不接,他就吃了几片安眠药。这次,就连性格温和的老板都忍不住了,“你这是啥活法儿呀?你这还算活着呀?”还吓唬他,“你再这样,公司就只好请你另谋高就了。”

可他就是不离婚。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甚至没有同情,似乎只有厌恶了。但他们分明活着。我们公司那个小伙子至今还活着,甚至还会对同事们说:“上个周末我和我老婆去雁栖湖了”。麦囤至今还活着,和儿子,和背叛自己的女人、他儿子的娘在同一个屋檐下活着。

在我就要离开皇家堤的前一天,中午,我在村委会门口遇见了麦囤家的。我刚走出村委会大门,她就扭着屁股向我走来,脸上带着笑。

她说她是来找我的。我有点纳闷。本来,我想把她让到屋里,想了想,和她站在村委会的院子里。院子里有几样健身器材,我坐在一个锻炼腰背的凳子上,她则站在一个扭腰器边。

她开门见山,“大哥,我听麦囤说,昨天你和他聊了一会儿。麦囤说,你是个好人。我也能看出来,你是个好人,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脸上一热。“啥好人呀?就是个直性子,胆小不敢做坏事儿,算不得好人,好人不是随便能当哩。”

她笑笑,“大哥,你在北京上班,我想问问你,像俺大小儿那样的,初中都没上完,在北京好找工作不?”

我急忙说:“好找好找!学历越低越好找,尤其体力活儿,没人干,年轻人更不愿意干,去了就能上班。”

她大声笑着说:“大哥,那你把俺大小儿带走吧?你在北京熟悉,他还没去过北京,权当是给他指指路。”

我曾经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委托。三年前,在密云古北口长城脚下一个村子里,我投宿一户农家旅馆,他们家有一个小女儿。女主人说:“一看您就是一大善人,把我闺女带市里吧,帮她随便找点事儿做。”

真邪了门儿了,我自己成年累月四处漂泊,却总是接受类似的委托。是不是因为我戴着眼镜像个文化人呢?人们多么相信眼镜,多么相信文化人啊!然而,他们是否知道,在许多文化人的眼中,他们只是研究标本呢?

“弟妹,他不用跟我去,他自己去就行。我不是不想帮这个忙,我说的是真的。北京没啥可怕的,北京比县城里安全,比市里省城里安全。你别担心,放心大胆让孩子去就是了。”

我的确不是在推脱,对于一个初中毕业、二十来岁的农村小青年,北京是个适合打食儿的地儿,好多北京人和大学毕业的同龄人不愿意干的活儿就等着他们去干。

她轻轻叹口气,“我也不想让俺小儿在外边瞎跑,又没出过门。可在咱这儿,能养活住他呀?出去吧,”她迟疑了一下,“出去在外边瞎跑,又不知道啥结果哩!外边孬种多着哩,我又不是不知道!”

我瞥了她一眼,然后,盯着地面,没说话。

“可不出去吧,他在家,你也知道吧,大哥……家里的孬种也多着哩,说啥的都有,孩子娶媳妇都是个难事儿。”

我依旧低着头,轻声说:“出去吧!一定要让孩子出去!”

她停了一会儿,说:“我刚来皇家堤那会儿,村里有些孬种故意问俺大小儿,‘你有爹没?你爹在哪儿?’俺大小儿说,‘我不知道呗’。”

这时,我看到,女人的胸脯突然急剧颤抖起来,她本来白皙细腻的脸上变得赤红。我急忙转过身。一阵钻心的啜泣声从身后传来。我又转回身,看看她,想安慰她,却找不到合适的话。

“大哥,俺大小儿从外边回来,给我一说,我真想喝农药死了!俺大小儿那会儿才三岁呀?那些孬种那样问俺小儿。大哥,我不是怕丢人,有些孬种男人都不怕丢人,我怕啥?我是心里头受不了!真受不了!我得罪哪个龟孙了?我谁也没害过,谁也没坑过,到哪儿,都是被人家坑害。可到头来,我背上个黑锅。我背上个黑锅也就背了,我不在乎,可连累了孩子。老天爷个龟孙,他咋就恁不公平哩?”

我只能苦笑着摇头、叹气。她这样哭诉了一阵子,慢慢平静下来。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儿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如何对付。

“弟妹,没事儿,没事儿!你晚上让小儿来,我问问他的情况,他要是愿意,让他跟我去北京吧。其实我也给他帮不上多大忙,帮他租租房子、在网上找找工作,还不成问题。你让他晚上来吧!”

当天晚上,小伙子却没到村委会来。我本来想到他家去,在街上溜达了一圈,犹豫了半天,就回去早早地睡下了。

直到这会儿,我没推销出一袋蔬菜种子,本来准备第二天就走,但想到麦囤儿子,决定再推迟一天。吃过中午饭,我在越来越清冷的阳光中又到宗宪温棚前边,参加我在这个黄河岸边的小村中最后一次“会议”。

我主动提起了麦囤媳妇。

“这号儿物件,四十多了还恁不正经,那些男的真够胃口,也不嫌她那个地方腌臜?”村里的老能人黄石头说。

“总比插墙窟窿里强。”五十来岁的金三儿猥琐地笑着说。

我厌恶地皱皱眉。

宗宪看看他俩,说:“恁大岁数了,嘴巴琢磨一回两回也就是了,天天琢磨人家的裤裆,吃得下去饭啊!石头,三儿,我觉着,麦囤家的比你俩干净。”

石头看看宗宪,骂道:“宗宪,你个神经蛋,说的啥JB话!”

“石头,三儿,她真的比你俩干净,至少和你俩差不多吧?你俩也喜欢给大军遛,大军给你俩啥好处了?石头,听说你三年前就给大军送了八百块钱,想弄个低保户,到这会儿了,他给你弄了?人家麦囤家的至少得着好处了,又是危房改造,又是低保户。”

“我给大军遛?我那是没法儿,不是为了办事呀?”石头梗着脖颈,不服气。

宗宪嘿嘿笑笑,“哪个爱遛爱舔的人都是这么说,比好人还有理儿。”

我有点艰难地又皱了皱眉头。

粱力夯是皇家堤有名的生意精,在村里开着一家酱菜作坊,零售加批发,据说有百十万存款。我很少见到他在这儿参加“会议”。他拿着一个刚摘下来的西红柿,在裤子上擦了擦,津津有味地吃着。温棚前残留着几株大田西红柿,中秋的萧瑟中,竟然还挂着几个半青不红的果子,气色已到垂暮。力夯的嘴角粘着西红柿果汁,不时用舌头舔舔。

“二力,你也喜欢给给当官的遛吧?要不,你的酱菜场往外不停排臭水,也没人管你。” 石头看着力夯,笑着说。

力夯用粗糙的手擦擦嘴角,咽口唾沫,说:“滚一边吧!我觉得麦囤家的真不简单,不管咋着,她总算把自家两个儿子养活大了。她受的苦,比咱受的苦都多!人家确实不简单,咱谁也别说谁。”

宗宪看了力夯一眼,说:“是!人家也是个人。好些人一边巴结当官的,一边笑话麦囤家,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家值钱不值钱。”

我看看力夯,看看宗宪。本来,我不该吃惊,可我还是吃惊了。不过,这次,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吃惊感到羞耻,我只是觉得暖乎乎的,还有点解恨。

三天后,麦囤媳妇背着一个盛满被褥衣物的编织袋行李,把大儿子金帅送到村委会。麦囤没来,他在两天前去了内蒙搞防腐。金帅不愿意跟着后爹出去。#p#分页标题#e#

麦囤媳妇把我们送到村外。路过宗宪的温棚,几个人招呼我们三个。宗宪说:“小儿,跟着你周叔去北京呀?周领导,你可一定上心给咱小儿找个好地方,你可是在咱村驻过队的干部。”

“小儿,到了北京,好好干,可得争气,让你娘在家放心。”

“多齐整个小儿!出去丢不了咱皇家堤的人。”

小伙子看看几个人,没说话。

又走了一段,小伙子嘟囔着对妈妈说:“你回家吧,不用送了。”

妈妈把行李递给儿子,“小儿,到了北京,可一定听你周叔的话,好好干活儿,谁给咱点气,咱就受着,千万别和领导上劲,更别和同事打架。”

儿子有点生气地说:“我和谁打过架呀?你快点回家吧!”

“小儿,你头一回出远门,在外边挣钱多少不说,可要吃好睡好,别恁可惜钱。到了车站,别让你周叔给你买票,你抢着给你周叔买张票。”

儿子打断妈妈的话,虎着青皮脸蛋说:“我啥都知道,比你知道的多!你快点回去吧!”还小声嘟囔了一句,“烦人!”

我笑着对麦囤媳妇说:“弟妹,你回去吧,孩子这么大了,你就放心吧,北京社会治安比咱家好。”

麦囤家的还要说啥,儿子扛着编织袋,“腾腾腾”往前走去。我急忙向麦囤家的挥挥手,转身跟上小伙子。

走了五六十米,我回头看看,麦囤媳妇还站在路边,盯着我俩。我再次向她挥挥手,她也向我挥挥手。我看到,她擤了擤鼻涕,不停地用手擦着眼睛。她年轻的儿子在前边大步走着,头也没回……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了北京。我先让金帅在我的出租屋里住下,一边在网上给他找工作。我本来想让他也到我们公司做蔬菜种子销售,小伙子说:“周叔,我不愿意再去农村了,不愿意和老家那样的人打交道了。”

我理解孩子。可惜,小伙子学历太低,我想给他找一份自己觉得能对起他妈妈的像样的工作,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一天,我下班回来,小伙子兴冲冲地说:“周叔,我今天上网找了,我去当保安吧!”

金帅在小汤山附近一片别墅区当上了保安,形象岗,也就是在大门口穿着英国皇家御林军那样的制服站岗,一月三千来块钱,管吃管住。小伙子挺满足,高高兴兴去上班了,临走前,还给我买了一条七十多块钱的香烟。他走后,我在笔记本电脑底下找见了一张纸条,歪歪扭扭两行字:周叔,谢谢您!我一定好好工作,给您争气,给俺妈争气!俺妈是个苦命人,我一定要给她争气!

我抽出一支小伙子给我买的香烟,点上,站在窗前。窗外,别墅区的楼房模模糊糊,远处,大汤山山顶的雷达也看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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